摘要: 本文从翻译地理学的视角探讨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遇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通过日本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模仿、吸收、选择、放弃以及融汇生发等特点，分析在特定空间内审视文化交融问题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为探索今后民族文化在全球国际交流频繁及其发展趋势积累经验和教训；同时，以日本借鉴外来中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为例，揭示翻译在文化交流渗透过程中的重要使命和价值，探索民族文化保持常青的经验教训，以供当前文化发展潮流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翻译地理学;日本民族;翻译文化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文化，是其所有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传统的文化习俗和悠久的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构成了这个民族国际舞台上的鲜明特征。民族文化同时也反映着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属于深层结构的东西，反映着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这种深层结构的文化，及其所承载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充分地反映着文化的民族性。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与别的民族在文化特质方面的根本区别。因此，一旦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消失，该民族成员会感到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缺乏归属感。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交流与融合是发展的大潮。只有顺应潮流，才能创造和谐的翻译新局面。全球化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地球村，各个文化群落不得不面对各种新思潮带来的挑战，这些新思潮必然会挑战本土文化固有的思想和观念，考验文化群落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但同时，这些挑战也必然引发深入的思考，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理性的应对策略，更新观念，甚至创造出更新的理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与空间内其它文化发生的碰撞和融合，都会带来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翻译，作为空间内协调不同文化实现理解的手段和方法，需要从民族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相关视域中借鉴相关的信息和思路，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丰富与互补。
随着翻译活动的深入发展，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会轻易地、彻底地被取代，而是在其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多样性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与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将本民族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而有效传承并深入下去。因此，只有通过学习和借鉴历史上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侵入的巨大压力下，成功消化融合吸收的经验教训，才能探索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翻译与日本民族地理
影响翻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翻译资源布局就受到地带和地形、地貌的影响，平原地区翻译资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山区或偏远地区翻译资源分布比较零散。而影响翻译资源分布的直接原因是人口的数量，城市人口密集，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人口稀少而分散，因而其翻译资源的分布格局是很不相同的；翻译同时也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比如，城市的经济发展比农村快，沿海地区比内地发达，这就决定了发达地区的翻译资源大大多于欠发达地区，因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对外合作机会多，对翻译的需求大。这里选择日本民族文化出现的空间内部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解决实例，是为了对当前的某些区域空间内部发生的文化冲突提供借鉴经验。日本民族文化特色和我们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有相似之处，都具有与外来文化鲜明差异的民族特色，因此，在关注多元文化共存的过程中，在探索自己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冲击下的发展趋势，可以借鉴其它民族曾经出现的种种民族文化发展以及矛盾冲突问题，以及如何避免这些矛盾冲突再次发生。
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地理概况。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太平洋西北角，其最古的底层于古生代中期（4.3亿年至3.5亿年前）已经形成。它曾于亚洲大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进入旧石器时代洪积期（约1万至2万年以前）后，它逐渐与大陆分离。进入冲积期后，逐渐形成如今的弧状列岛状态（叶渭渠：2005:3）。因此，日本虽处岛国，却并非是孤岛，其曾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酿成了后来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岛国人固有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是接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和宽容性（沈仁安，2004:319）。
其次，再来看看日本的民族地理概况。8世纪初日本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问世，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由来的神话传说。事实上，与上述的资料一样，日本国土无疑是在自然界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而日本民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是根据人类的发展规律经历了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而诞生的。但由于日本地处海成层，岛上物资匮乏，关于列岛上是否有原始人存在，一直处于争论之中。1957年，日本丰桥市牛川町发现人类化石，也就是“牛川人”，是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具有“古人”的特征，这就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日本岛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开始活动了。
关于日本人类起源的问题，史学界一般认为，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流入日本北部（现北海道地区）的蒙古种人、通古斯人（满族祖先），以及南方的马来种人再向外回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又与后来的归化人（主要是只从朝鲜和中国赴日的韩人和汉人，前者主要从事劳役，后者主要传授技能）在日本这一异常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了融合。《崇神纪》十一年条记载：“是岁，异族多归化。”以及十二年三月的诏书也曾有“异俗重来，海外已归化”的记录。这些都是对这些现实情况的文字映射。
从这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并不像中华民族一样是由单一人种衍化而来，而是经过长时期、多人种的混居融合发展而成。在此期间不同种族之间的原始信仰也开始为了调整民族之间的对立层面而进行融合。原始信仰是人类宗教的原生形态，而宗教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形态，是人对客观环境错误的感觉、认识及至荒谬解释的结果（程裕祯，2003:86）。原始信仰的融合其实就可以看做是最早的文化融合。由此来看，日本民族从其根本上就是一个不断吸收、不断排斥、不断归化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也对这一特征有了充分的继承。
日本由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使日本呈出既开放又封闭的地理状态，这种矛盾的地理状形成了日本人既排斥又吸收，既自尊又自卑的国民特性，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则是日本艺术既自然又人工，既伤感又亢奋的特征，使日本的艺术设计呈一幅幅特有的景观：似是而非，矛盾共生。
借助翻译地理学的视角，关注当前国家的城镇化扩张问题，全国各个城市都在拆迁，忙着建设城中村，可是在这样高效建成的区域空间内，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和交流问题，即城中村的居民，就像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样，来自不同的文化信仰，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对于城市的环境，是喜欢又讨厌，对待外人的态度是既排斥又模仿，既自尊又自卑的区域内空间群体的特性，一旦形成了即排斥又吸收的空间文化特色，就会使得城中村中的城市消费文化理念迅速蔓延，而原先作为乡村美好的乡土、恭敬、勤劳甚至诚实的品质却渐渐消失，这样就为空间矛盾的产生奠定基础。同时，当空间内部的群落既自尊又自卑，那么对于外来文化模式的态度就会产生抵抗和排斥，因此，交流和沟通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一种“再现”文化景观的方式，将有利于民族特质的空间群体意识和品质，以一种特殊的空间生产形式再现、表征出来，使得不同群落实现理解和交流，将矛盾共生的空间个体协调统一起来，以减少那些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二、翻译与日本文化地理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播方面与环境关系的学科。文化地理学研究，旨在探索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及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善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文化继承性，简单地说，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它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文化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活动本身，作为一种活动过程，还是作为一种活动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味。翻译活动能否开展、如何开展以及在哪些领域开展，都取决于译语文化的诸多因素。翻译的结果不但丰富了民族文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实际上，翻译与文化地理之间是互动的。从宏观上把握翻译与文化地理的关系，为从文化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
1.模仿领会
由于日本特殊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和独特民族性格的吸收性，使其自身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模仿。下面将以日本的文字和科技两方面为例，分析日本对东西方文化的模仿领会。
文字是文化的一种载体，记载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丰富成果（程裕祯，2003:61）。而且人类历史上往往一种高级文化对相对低级文化的渗透，或者低级文化对相对高级文化的引进往往都是从文字开始的。以朝鲜为例，据《乐浪郡时代遗迹》记载，朝鲜曾出土过了刻有“乐浪富贵”、“乐浪礼官”、“千秋万岁”等字样的瓦当，以及凤凰“万岁”印和“天帝皇神”印。这不仅仅反映了汉字的传入，也反映了中国儒学的传入。
13世纪，日本进入自身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镰仓时代，当时的神道学者卜部兼方在自己的《释日本纪》中写道：“与和字者，其起可在神代”。这是关于日本“神代文字”论的最早起源。事实上，和日本语言的“神代论”一样，神代只是人类原始时代对自身起源的一种神秘的幻想的产物，缺乏事实和史实依据支撑。而且日本人斋部广成在其《古语拾遗》中写道：“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隋书·东夷传·倭国》有载：“倭国，无文字，惟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字是从外国引进发展而来的，所引进的就是中国汉字。汉字的传入时间，从日本的种种出土文物如货币、铜镜和金印来看，应该是在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后。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东汉光武帝曾赐印绶于倭奴国王。1784年，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于九州志贺岛出土，对此史实进行了印证。而在京都熊野郡出土的王莽时代铸有“货泉”二字的货币，更是迄今发现的日本最早的记载着文字的遗物，由此可见，日本最早是在引进汉字以后才获得文字的。
日本《古事记》应神段有载：和迩吉师贡进《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关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而中国儒佛典籍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加速了日本人对汉字的学习。制作于5、6世纪之后的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共有48个铭文，其中固有名的音假名表记明显出于日本人之手。这说明日本人开始自由的运用汉字，并使用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汉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训读”。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此时日本的文字不仅仅是吸收汉字而已，已经开始走上了模仿、进化之路。
在我国隋唐时期，随着和日本交流的不断加强，日语文字模仿、进化速度不断升级，并逐渐开始独立。如推古四年（596年）的《元兴寺露盘铭》（现已无存）和推古三十六年（628年）的《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其中的文字已经突破汉文的规范，不但很多汉字已具有与原义已经全然不同的和式意义，而且句法也开始出现和式句法。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9世纪创造了假名，并逐步的完成了汉字的日本化。对汉字的模仿使日本文化有了书面化的载体，并以此使得自身文明得以延续。而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引进吸收，则可以看做是日本民族和日本社会的一次转型和飞跃。
民族和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生产，而生产方式改革的动力往往就是科技的进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迅速改变其自身的落后面貌，原因就在于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和吸收。这一时期日本的资本主义产业实际上是从官办企业开始的，并以此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移植、改造。明治3年（1870年）日本工部省成立，其目的在于“工艺之事，其用甚大，富强之道，无有比之更为急务者……劝奖百工，开明工学，管理矿山，铺设与维修铁路、通讯、灯塔，制造船舰、机械，测量海陆”等等（石冢裕道：1973:29）。虽然工部省的经营重点主要集中在铁路和矿山等重型工业方面，并未达到“劝奖百工”的目的，但是却为日后日本向军事资本主义产业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
1873年，日本内务省成立，日本资本主义产业进入新阶段。由于工部省在大型重工方面打下了生产基础，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日本产业具有了明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诸如机器生产的引进，产品的社会化等等。这是产生了一些“模范工厂”，就文化吸收和模仿而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富冈制丝厂。因为日本自“开国”、对外通商以来，对外出口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所以该厂的成立，一方面保证了生丝出口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为加速了新的生产技术在各地制丝厂的推广，使得在1890年前后，机械缫丝达到了日本国产生丝的40%（楫西光速，1950:294）。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引进、吸收和模仿促成了自身文化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飞跃。这种对民族性格和地理位置积极面的发扬，不但使得日本民族文化永葆青春，而且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
2.排斥拒绝
上述资料论述了日本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格中的积极面，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消极面，即地理环境的闭塞性和民族性格的排他性。因为这种消极面的存在，使得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模仿过程中出现了排斥和拒绝的现象，下面将以东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渗透过程中受到的一系列排斥为例，对此现象加以分析。
以中国文明为首的东方文明对日本的输出物，不仅仅有上述所提到的汉字和儒学，其实还有宗教信仰，即佛教。公元6世纪，佛家作为大陆文明的载体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叶渭渠，2005:87）。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卷19中曾对佛教的传入有如此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冬十月，百济圣明天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俐斯登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
同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一样，原始社会的日本普遍存在着对自然界的精灵崇拜的对祖先的崇拜。在进入绳纹文化时代以前已开始有灵魂观念，此后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观念、宗教活动，都是它的发展形式（杨曾文：1995:13）。随着文明进化，这种原始信仰演变成为了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的先驱成分。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传入后必然会与日本本土神道发生冲突。由于接受外来宗教无疑是对自身信仰的神灵的某种否定，带有摧垮原有统治体系的危险性，所以在统治集团内部在是否接受佛教问题上产生了分化。在钦明天皇统治时期，主管外交并统帅移民部落的大伴氏和苏我氏因为了解大陆文化，政治较为开明，力主崇拜佛教，与此相对的是主管祭祀的中臣氏和执掌军事的物部氏则坚持祭祀“天地社稷百八十神”，认为不应放弃对本土神祗的崇拜。后来由于日本国内瘟疫盛行，排佛派就以此为借口上奏钦明天皇要求抵制佛教。《日本书纪》卷20就有如下记载：“昔日不须臣记，致斯病死……宜早投弃，勤求后福”。钦明天皇遵从其建议，焚毁佛寺，并将佛像投入江中。
如果说上述东方文明所受到排斥主要来自宗教文化层面，那么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则是来自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民族固有文化三个层面。在丰臣秀吉执政时期，因其担心天主教和西方先进技术传播会增强诸侯割据实力而对自己统一日本、加强统治不利，故从1587年颁布传教士驱逐令。1598年德川家康取代了丰臣秀吉，并于1614年采取更严厉的禁教酷刑，而且1633年至1639年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由此可以看出，当西方文明波及日本列岛时，禁教、锁国就是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层面所发生冲突的体现。
明治维新“维新”以后，日本实施开国政策，由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致使日本人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上出现了显著地对立和不平衡现象。虽然这一时期，日本从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了吸收西方的精神文明，但是和洋文明——日化的西方文明——是在严格的民族文化的制约之下的，因此发生了多层面的冲突。以政治和观念文化为例，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以绝对主义天皇制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西方强权政治结合的体制。《明治宪法》就有明文规定：“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对议会权限的严格压制。而西方的人本主义、民主主义与日本传统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发生冲突，最后以神权和皇权思想的胜利而告终。当时《教育敕语》在鼓动人民生活方式“欧化与传统并存”的同时，却又提出“完善道德力量”，即规定天皇有权干预人民的道德和社会观念。
随着历史进程的延伸，以及先进文明对蒙昧文明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虽然存在某些差别，但日本本土宗教与外来佛教之间早已殊途同归，而日本今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成就也都是得力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引进和吸收。之所以曾经出现了种种排斥现象，是因为日本人未能辩证的解决在古今和各种洋文化冲突之中所出现的复杂的文化变迁的实质问题，而是采取了极端的思维方式，即“冲突→排斥”，将对立单纯化（叶渭渠，2005:278）。现在探讨日本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后的种种问题，是以日本作为空间文化的实例，分析民族文化面在传承和发展历程中必然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以及总结出成功消化不同文化促进自己文化丰富发展，特别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统治阶级在鼓励人民“欧化与传统并存”的同时，提出自上而下得“完善道德力量”，即规定天皇有权干预人民的道德和社会观念，这个很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包容性必不可少，但是对于空间内达成一致的群体空间意识，才是确保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主要核心力量。那么，借助翻译地理学的视角，将有利于实现上下沟通以及多元共存的“完善道德力量”，有利于统一空间内部各个群落的集体意识，那么翻译就是实现群体意识的方式，即在特殊区域空间内部，选取迎合某种翻译目的的策略，以实现特殊空间内部的整齐和统一，从而缓解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
三、翻译与日本政治地理
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它着重分析政治区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从人类翻译的历史，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问题始终伴随着翻译的左右。从古至今，外来文化因子能否在传播地大范围铺开，政府干预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了中国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于其和本土神道信仰的冲突而引发的打压性排斥。而佛教在日本的兴起却也和统治集团的扶持有密切关系，其中圣德太子功不可没。
用明天皇去世后，苏我马子独揽大权，并于592年谋杀崇峻天皇，立外甥女炊户姬为天皇，称推古天皇，后炊户姬立厩户皇子为太子并命其佐政，从此厩户皇子号称圣德太子，开始了“推古朝改革”。《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笃敬三宝”，并曾“内习教于高丽僧惠慈”。在《上宫圣德法王帝说》里就记录了圣德太子研习佛法的情况。而且在圣德太子主持国政期间，其一方面派人前往大陆求取佛法，另一方面早国内大兴佛教，修造寺庙。《隋书·东夷传》记载，推古十五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在向隋炀帝说明朝见理由时称：“问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推古十二年（604年）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作为贵族、官员必须最从的守则。其中第二条为“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圣德太子已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通过政令把佛教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
在谈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时，曾提到日本的官办企业。由于当时的官办企业无论是工部省还是内务省都牢牢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说和我国封建社会的“盐铁归属国有”一样，都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因此在国内引发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1876年12月16日出版的《近事评论》便认为“官立乃是妨害工艺事业之进路者……人民若有结社而经营工艺事业者，政府将之概行委诸其人民，不涉及此业之兴隆，最为得计”（石冢裕道，1973:126）。由于这一时期，民间资本已然开始成长，而且官办企业确实也存在有司干涉和亏损问题，为此，1880年5月，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提出了除去军事、造币、炼矿、冶金、通讯、印刷部门之外，将纺织、机械制造等“模范工厂”卖给民间的意见。他说：“没有收益的官办事业改称民业，或许也能有所收益。有收益的官办事业若依然继续官办，则将诱发政府专办之势，违背当初劝业目的之宗旨”（高桥龟吉，1968:283）。同年，内务卿松方正义向政府提交《财政管窥概略》，其中也主张将政府经办的事业向民间“拂下”。而日后，这些提议也都以政策形势被加以实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双面性，使其出现了对东西方外来文化吸收和排斥的双层现象，但是在此期间，无论是吸收，还是排斥，政府都起到了极大的干预作用。所以说，现在文化冲击频繁的时代，政府必须从“完善道德力量”的角度参与到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来，也应该像日本历史上出现过的事实一样，有了民间的抵制和拒绝，必然出现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从上而下，借助汇集空间各个群体意识的道德力量来约束发展，对于空间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翻译与民族文化发展
翻译外来文化，是为了实现自身学习的目的；学习外来文化，是为了实现促进自己发展的目的；促进自己发展，是为了实现生活得更好、生命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目的。盲目通过翻译学习外来文化，丧失了本土文化，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文化的危害。而本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继承是为了发展，但绝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在继承的问题上，应该抱着批判的态度，既不可苛求古人，以至厚诬古人，也不可盲目吸收借鉴，丧失自我。所以在文化借鉴和继承问题上，要时刻保持着问题意识，多思考问题出现的原因、背景以及解决方法等相关因素。同时，还要更应该激发创新活力，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系统有深入得集中探讨，不断提出新问题、确立问题、讨论问题并回答问题，使文化交流在翻译活动中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如上文所说，日本文明在前进的过程中，碰到了东方宗教和西方文明的冲击，特别是后者，在日本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不断反复出现欧化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思潮，因此日本也在这种冲击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做出关于自己文明的抉择。日本近代，在明治维新以前，幕府实行了两百余年的“闭关锁国”，但是出于幕府自身统治利益的需求，其在推行传统主义的同时，一致同意借鉴西方科学技术，不过也一致拒绝了西方精神文明的引入。而在明治维新以后，统治集团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在表层上借鉴西方文明，但是却严格限制在残存的封建结构和文化结构，必须在政府的允许范围之内。因此，不能说继承和发展哪一层面是精华，哪一个层面是糟粕。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文化继承和借鉴方面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政府对于文化的保护意识。
问题意识要求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而创新意识则要求我们可以突破固有模式，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开创顺应发展的新模式。从整体来看，日本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发挥了日本文明传统的创造性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需要不需要继承和借鉴的问题，而是如何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也就是说发现其中的问题，然后进行适应国情的创新。任何文明都具有自身的精华和糟粕，全盘继承和全盘西化一样，不可能建设日本式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和坚持日本传统文明的创造性主题，这是对立的而又统一的。吸收西方文明中优秀的成分，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不断的改造、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因素和新活力。
综上所述，借助翻译地理学的视角，从民族文化的空间冲突和矛盾视角，来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能理解提出空间与翻译研究契合的原因了。现时代的翻译，已经不再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事实上，是多重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是多重的文化群体在一个文化空间内部的占据和妥协的过程。文化的全球化正在打破文化的地区和本土限制，为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景观，有利于弘扬人的主体性。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势文化必然通过种种优势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推向世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目前全球文化力量对比来看，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因而西方文化正借助其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迅速走向世界，给其他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和压力，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任由本土文化枯竭的借口。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经验教训，加深沟通和了解，充分发挥翻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让自己国家的文化冲破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壁垒。文化的全球化打破了地区和本土文化的时空限制，有利于弘扬人的主体性。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融入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流。从文化上接受共同价值，是融入世界的前提。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追求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之一。
参考书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高桥龟吉. 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 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
［3］楫西光速. 日本经济史大系近代上. 劳动文化社，1950.
［4］沈仁安. 日本起源考.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5］石冢裕道. 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 吉川弘文馆，1973.
［6］杨曾文. 日本佛教史.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7］叶渭渠. 日本文化史.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信息］许建忠，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及其跨学科研究；鹿彬，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生态学与生态批评。
（原文参见《翻译论坛》2016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