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学术发表，关乎教师发展，是当下青年教师最为关心、与他们的自身成长关系最为密切、所受压力最大的问题。许钧教授结合其数十年的学术研究经历，就学术研究的动机、学术研究的定位、学术发表的途径等外语学科的青年教师所关心的问题，展开思考，与青年学者分享经验，为青年学者如何将学术压力转化为动力、选择学术研究领域、拓展学术交流途径，以及如何不断积累、在继承中创新与发展提出了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意见。
去年9月，我从南京大学来到浙江大学工作，学界的朋友很关心我，有不少人问我来浙江大学要做点什么？我跟他们说：我来浙江大学，主要是和外语学科的青年学者一起努力，为外语学科的发展做点实在的工作，尤其是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尽一份力。我作为一个老教师，大学毕业从教已经四十多年了，深知学术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年轻人的积极参与。一个学科，无论有多么强大的过去和现在，没有青年学者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未来，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外院是没有未来的。十年来，我们外院的青年教师交流平台，开展了很多有益的学术交流活动，组织者也是年轻学者，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学者，不少青年学者成了学术骨干，有的在国际刊物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确实，青年教师交流平台十年来开展的各项学术活动，有力促进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正是因为青年教师成长的重要性，我想我到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就应该和青年朋友有所交流，共同探索外语学科的重要学术问题。我今天要谈的，就是目前大家关心最多、与成长关系最为密切、所受压力最大的两个方面：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
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这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自身理想的角度而言，学术研究都是高校教师所必须从事的工作，哪怕现在有了岗位的区分，对教学岗的教师来说也一样。大学不仅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场所。怎样才能做到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呢？我认为这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是功成名就的教授，要是不读书，不思考，就不可能有进步，有更多的创新。作为高校教师，学术研究，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是一种内在的需要。选择了高校教师这一岗位，实际上就已经与学术研究的使命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许多人把学术发表当作一种压力。对我们大多数教师来说，读书应该是份内事，大家也是喜欢的，研究也不一定会被排斥，但问题是高校对教师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尤其是量的要求，没有学术的发表，就没有职称的提升，就没有了前途，于是学术发表就成了一种压力。怎么办呢？其实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本来就是紧密结合的，就如同每天耕种，总等着将来某一天的收获，不然就觉得是白种了。但读书不同，书读多了，知识也多了，心里有知识的人和有钱人一样，感觉特别踏实，说话也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有知识的人就是这样，权威的话、领导的话，都不会太在乎，当权者讲话，他也不一定在乎。因为他对知识有追求，有知识的沉淀，知道自己的心里有多丰富，不需要权威、专家的认定。知识分子往往都可以自己进行自我认定。但我认为，做一个读书人，一个满肚子是学问的人，是不够的，还要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不仅学习知识，传播知识，还要生产知识，不断创造知识的知识分子。我们做教师，是一种有着特殊使命的知识分子，要和教学相结合，除了自我的修养和丰富，更要担负起启发下一代以及与同行共同进步、共同探索的责任。学术发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是学术交流，是学术传承的一个方面，也是学术创新的内在需求。
我为什么喜欢写作呢？我也不在乎文章发表在什么样级别的刊物上。来到浙江大学，这里的领导与同事对我很宽容，对我没有论文数量与刊物级别的要求，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读书和写作。我还是一直很努力，努力到家人因为担心我的身体，甚至想要“没收”我的笔和电脑的程度。我还是一直坚持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始写作，从春节至今已经就法国文学与翻译研究问题写了8万多字的论文，今年以浙江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自己独立撰写的、包括与青年学者合作撰写的，应该会有十来篇。论文发表的数量，不应是研究者的追求，学者倒是应该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一个自觉的状态，应一直处于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状态，这是一种常态。如果这还没有成为一种常态，就说明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学者。就算没有每天写作，也要每天思考、每天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我坚持两条人生原则：一是清醒地活着，二是自由地存在。人一定要清醒，不清醒就不知自身、不知他人、不知世界、不知情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读书，必须探讨；自由是要知道限制，知道限制的人方知自由在哪里。自由不是无法无天，不是一味攫取。在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获得自由，而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自由地与同行交流，也必须读书和写作。做学术处于天天不断思考和读书、写作的境界之中，一旦成为常态，便有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
青年教师要成长，就应该有一种对自身清醒的认识，也要有一点人文的情怀。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人，要花费这么多的心血，而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了教育好学生，就应该用心做学问，尽心教好书，而要教好书，我们就不能不做好我刚才说的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教师的本分，我觉得做学术研究，一般来说有三种境界：自得其乐、尽责、求真。
我们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求真。3月29日，《光明日报》整版刊登了我写柳鸣久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学术“破冰”需要“寻真”勇气》，柳先生看到之后对我说：“大文已见于《光明日报》，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说，拜谢，拜谢，再拜谢！你我数十年的情谊，一切不尽在言中”。我要感谢柳先生，是他求真的精神感染着我，鼓励着我。柳先生今年已经82岁，自称“个子不高，身体有些赢弱，也没有显赫的学历”，是“一片能够思想的芦苇”，他就是一位有思想的人，一位敢于思想破冰的学者，而有思想的人必须要求真。像我们的前辈里，也有曾经身陷囹圄仍不忘人类的事业，不断思考，不断求真的伟人，比如中国的方志敏，比如南非的曼德拉先生，柳先生也在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着“只要活着就要思考着，思考着就是在求真”。我们认真想一想，他们写文章，确实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在如今的高校，做研究发表文章，往往是为了提升职称。有的教师一旦成了教授，就不再写文章了。其中所折射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青年教师要尽一份责。如果不研究、不思考，天天只是进行知识的重复，我们怎么能把书教得更好呢？我们的学术要发展、文明要进步，甚至世界文化要变的丰富多彩，都是要靠每一个创造者去做的。这里我说的尽责，是说教师要尽的一份责任。 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学生跟我读硕士，我要求学生多读书，写读书报告，可这个学生读书是读了，而且读得很投入，但没有按我的要求去写读书报告，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写，她说没有什么可写的。我说读书报告应该写，不少于3000字。她没多说，交给我一份读书报告，3000字,一字不多。我和她说，做一个知识分子，光读书，不写东西，这样太自私了,虽然是个爱书之人，但是老读别人的东西自己却不写，这样太自私，你也要在这个世界上生产一些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去交流。歌德曾说过，在人类精神交流的市场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应该将自己最心爱、最丰富的思想拿出去与别人交流。学术的研究和学术的发表意味着教师不仅教书育人，同时也要为人类文明，为学术交流、学术传承与创造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第三就是要自得其乐。与书本的交流和思考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看到一本好书，和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不也是一回事儿吗？能和书交流，不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做学问，应该是一份乐趣。在人文学科，应该特别鼓励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研究的课题。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沉浸在对语言、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与探索之中。我是做文学翻译的，对文字特别敏感。每看到一个字，都会去考虑它的表达地道不地道，到位不到位。我刚才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门口的宣传海报，一位法国著名作家要到我们浙大来做讲座，海报上的题目是：“Que peut (encore) la littérature？”，中译文是《文学在当下时代有什么用？》。这个译文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来译，我会翻译成：《文学在当下（还）能何为？》。两者的意思看上去似乎是一致的，但仔细推敲，应该说有些差别：“文学还有什么作用”和“文学能有何为”在接受者看来，有可能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前者主要指形而下、工具性的作用，而后者则包含形而下和形而上：“何为”可不仅仅是讲一般的作用。学问处处都在，思考处处都在。“文学还有什么用”的翻译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能否再进一步抓住作者的真实想法和明确意义呢？这个题目让我马上联想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萨特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书名叫《什么是文学》。萨特所探讨的，就是“何为文学”这一基本问题，而讲座嘉宾所讲的是“文学何为”。就我所知，演讲嘉宾对萨特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讲座用《文学在当下（还）能何为？》作为题目，很显然是对萨特文学思考的一种拓展。一个演讲的题目，看去是简单的文字翻译问题，实际上正是平时的阅读，才让我们能够有此联想，可以把握演讲人真正的意义指向。在生活中，有所思考，有所发现，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乐趣。前些时日，中央台的“朗读者”节目，第一期有许渊冲老先生的朗读。他今年96岁了，他还每天读书，每天翻译，有无尽的乐趣。他的乐趣何来？他说，乐趣就在翻译的每一个字当中，在超越别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超越自己。
我觉得，做学术研究，发表学术文章，其目的应大致是我上面所讲到的三点：求真、尽责、自得其乐。我与许渊冲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许多争论，特别是翻译的问题，我们有过很多的探讨，他比我大30多岁，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是为了求真，我们有思想的交锋，也有观点的论争。我从来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学术要有论争。进入新世纪之后，翻译途径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许渊冲先生在中华典籍翻译领域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关注。为此，我鼓励南京大学翻译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研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与翻译思想。我的儿媳对此很感兴趣，在前期读书与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许渊冲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题目为《许渊冲的翻译思想研究》，去年11月顺利通过了答辩，最近在《外语教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许渊冲翻译思想的前瞻性》，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得到了同行的鼓励。她的研究既求真，敢于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也得到了乐趣，因为有学界的肯定。我特别希望，年轻教师能够养成读书思考的习惯，养成动笔的习惯，选择有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并坚持下去，把学术研究与发表论文的压力化为动力。人生其实就两种事：必须做的事和愿意做的事。如果我们能把这“必须做的事”都转变为“愿意做的事”，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乐趣，就会很开心了。我感觉到，人哪怕遇到灾难，也应该承受住灾难，不断救赎自我，不断超越自我。人的心态很重要，我经常说，不要在晴天的时候只想到暴风雨，而要在暴风雨的时候想到晴天一定会到来。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青年教师，都是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人才。据我所知，近5年来，浙江大学对入职教授的条件很高，要求有国外名校的博士学位，本科还得是985学校的。我自己出身农村，也不知道什么是博士的时候，就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了。我于1991年从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来到了南京大学，那时候30多岁，到了南大，因为博士点被亮了黄牌，学校给我加了压，很快让我当了西方语言文学系就主任，招博士的时候也就不到40岁。就好像没做过妈妈的人不知道当妈妈的苦。我没有做过博士研究生，没有博士学位，要带好博士研究生，指导他们，真的很苦。但做学问，我觉得探索很重要。只要有心，一步步去探索，会有收获和进步。而所谓有心，首先就是要有意识。有一个例子，两位青年学者，都是博士，毕业后一位到大外部任教，一位到英语专业任教。十年之后，两位青年教师的成长就有很大不同。前者很有可能教书很好，但仍然是个讲师，但后者可能十年之后就成长为了教授，当了博导。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南京大学就有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意识的问题。在大外部教书的教师，就认为自己只有教学最重要，其他的都排其次。而在英语专业任教的教师则知道，除了教好课之外还要做好研究。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在平衡木上行走很困难，但对一个稍加训练的儿童而言却易如反掌，跳舞、翻跟斗都算不上高难度动作了。对大学教师来说，研究意识一定要尽早养成。如果说我已经有所成就，那么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意识得早，对学术的追求、对写作的热爱“开化”得早。最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克非教授告诉我，今年暑假，要在北京召开《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创刊60年纪念会。在中国，对于外语学科而言，这家杂志太重要了，是公认的一流学术刊物。《外语教学研究》今年创刊60周年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了话，文化大革命曾一度停刊，1977年复刊，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家刊物上发表的，是1979年的第4期。那时，我还在解放军外语学院任职，学校没有要求教师写文章，而且因为是部队院校，有纪律要求，我早期发表的文章甚至都是用笔名，但我还是要写，有问题就要写下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而要寻找问题的答案，就会去读书，去找资料，去向行家请教，自然就进入了研究的轨道。我觉得，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强化研究的意识。我有一种感觉，没有思考与研究，就等于白活着；没有研究，作为教师，也是不称职的。这种研究与探索的意识，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存在方式。
有了“研究”的意识，第二步就是要思考“怎么去做研究”。我有一个体会，要做好研究，确定研究的方向很重要。对在座的青年学者来说，你们都是博士，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博士毕业之后，一般都会将博士论文研究的问题作为研究方向的基本定位。但这是不够的，研究方向的选择要考虑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开拓性。我带的博士后不多，就5位，研究都不错。当初他们来找我，希望我做他们的合作导师，我很快就答应了。我答应带他们，因为我一直关注着国内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翻译学界青年教师的研究状况，他们发表的论文，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去看。记得是2012年，我接受了两位博士后的申请，他们都是来自国内很一般的学校，但是我还是关注到了他们的成果。其中有一位是研究外交话语的，要来申请我的博士后的时候都超龄了，但是我还是将他收下了。另一位是研究法律翻译史的。我把他们招来后就告诉他们，做研究，一定要给自己定位。一方面是要研究方向的定位，另一方面是要有学术高度的定位，我希望他们两人都能成为其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他们当时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完全有可能。那位研究法律翻译史的青年学者此前已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文章。法律翻译史的研究很有空间。对法律，我没有研究，但我有个基本判断，中国法学科的建设，得益于国外法学著作的翻译，有些法律的制定，也会参照国外的法律。很多术语，包括条款，都是翻译过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当今的不少法律法规，其体系、内容、术语的建设都对西方有所参照。所以说，法律翻译的研究空间很大。就法律翻译史的研究而言，尤其是近代史，我认为可以说是一部中外关系史。而在中外关系史上，中国皇室与西方使团之间交往的翻译问题，不平等条约的翻译问题等，都特别值得研究，所揭示的一些问题，是有可能改写近代史的部分史实的。另一位研究外交话语的青年学者也是一样。我认为，中国要走上世界舞台，仅仅参与是不够的，而是要追求主导权，而话语权永远是外交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面。两位博士后选择的研究课题很有价值，符合我提出的有持续性与开拓性的原则，而且有对历史与现实重大问题的观照，加上他们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和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发表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达到了我所设想的学术地位。研究外交话语的杨明星的文章几次被人民日报的内参引用，研究成果在国外著名刊物发表，还获得了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年纪轻轻就被评为二级教授；而研究法律翻译的屈文生的成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当时外语学科首批入选的只有两位。
刚才讲的是两个成功的例子。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定位呢？我发现，成功者往往都是先行者。做学术研究，现在有的人往往都是等到别人都在做了，才跟着做，这就晚了；就像买股票一样，等别人都买了，你买的时候就会被“套牢”了。先行者买的是原始股，跟风的就可能遇到垃圾股。因此，学术定位首先要有一种前瞻性。很有意思的是，前瞻性的定位中也有一种叫“以不变应万变”。例如文学研究，不论当今世界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文学，人类世界就无法丰富地存在，所以经典的文学作家一定可以研究。研究经典作家，是个不变的好选择。但是，要做好经典作家的研究，还要有新的材料和方法。研究定位一方面要立足基本问题的研究领域。虽然要寻求“个性化”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入主流”，不入主流的“个性”容易被边缘化。基本问题就是“入主流”的问题，例如翻译问题中的“信达雅”、“影响翻译的因素研究”、“翻译主体研究”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就值得关注。这些基本问题只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便有可能取得焕然一新的成果。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很重要，但是，我们在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把握之上，对学术发展的趋势和研究的走向也应该有所把握，这样就有可能比别的研究者先行一步，对所在学科就会有所关注，或者说针对推动学科发展有帮助的问题展开研究，就会有所开拓，有所发现。这样的研究才有带动力，也是前瞻性的一种体现。
其次，研究应该关注重要的现实问题，关注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我对文学研究不多，但我发现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一有什么新的理论或主义，经常一窝蜂地跟上，什么生态主义啊，女性主义啊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但其实文学的焦点问题还是集中在“何为文学”与“文学何为”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焦点问题还包括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联，以及文学的边界性问题等等。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就很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回应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早在本世纪初，我就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一定要提高，因此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去”，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就会涉及文学的外译与传播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带领自己的博士生进行中国古典文学法译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研究很有系统，也很深入，有新材料、新观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入选全国高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因为具有开拓性，又有对现实问题的观照，所以也有不少引用。
第三，研究者还要能够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寻求发言权。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博士论文也可以此为出发点，从有争议的问题出发，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形成一门学问。同时也不要忽视那些自明的或看似自明的、自在的问题。例如，一般研究文学作品，都会从某个作家入手，研究该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成就、艺术特色等等。研究文学史，往往是对流派及重点作家的梳理。但能不能换一种角度，去研究一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家是如何书写时间、如何书写空间的呢，或者如何书写爱情的呢。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郑克鲁教授翻译的，叫《爱情小说史》，写得很有特点。学问无处不在，只有一直带着寻求疑问的眼光，带着发现的目光，才有可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才能感觉到做学问的乐趣。我认为，年轻学者要敢于对“大家”提出疑问，这才是学术生命常青的表现，是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的体现。上面提到的几点，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希望对青年学者有所启发。我觉得我们外语学科的青年学者，做学问还是有别的学科所羡慕的条件，就是我们懂外语，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学术研究的参照空间也比较大。做学问，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需要开阔的视野。读书很重要，等到要用的时候，所读之物就会闪现，读过的书就能与你的想法进行对话、融合和共鸣。
学术发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尤其在高校，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学术发表，就没有存在感。从现实的角度说，我的看法是，学术发表要“坚持自我，妥协地存在”。
今年年初，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试论国际发表的动机、价值与路径》，其中有些观点，青年朋友可以看看。我觉得，论文要有可能发表，首先选题是决定性的。我们发表学术论文，要特别注意制度化的要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一个学者要在体制内生存，不能不关注有关的规定和要求，但更要心存学术理想，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我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一定要看学者所写的论文的学术价值，不要以所谓的期刊高低来论英雄。我们的学术研究只要是真正深入的、有的放矢的、能解决学术问题的就应该认同。
谈到解决学术问题，就会涉及选题的问题。论文要发表，选题最重要。你选的题目应该是学术共同体所关心、有争议的，或者说是有开拓性的。这与我在上面说的是一致的。论文能否发表，取决于其学术价值，而学术价值的判断，对于青年学者而言特别重要。你给一家杂志投稿，应该知道这家杂志所关心的问题，所讨论的问题。我的一个弟子一直研究隐喻的问题，在《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上都有发表，但最近研究好像难以进一步拓展。我们有过一次谈话，他想换个领域，我的观点则不同。隐喻问题很重要，要坚持研究下去，但研究的材料可以扩充。我建议他去研究一下“中国诗歌外译的隐喻问题”。诗歌中充满了隐喻，其中意象的隐喻非常有意思，我甚至给了他一个题目，叫《情色与哲思之间——中国诗歌的隐喻阐释与英译》。意象本来就是一种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东西，比如“玉”字，可以指向女性的身体，也可以指向灵魂。隐喻正是诗歌的精华之要素，写诗的秘诀之一也在于此。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讲，虽然我们常说“诗歌不可译”，但事实是，五四运动就以诗歌、戏剧运动当头，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很重要；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交流中，诗歌的传播、诗人与西方的交流却是最好的。例如北岛、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他们对于诗歌有一种生命的认同感，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翻译与传播值得特别关注，而诗歌隐喻的阐释与翻译研究，就有了价值，就有可能开辟一方天地。而且这样的研究，无论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外国学术界，都有参照性的价值。
我提出要“妥协地存在”，是因为目前的高校，在对科研的管理上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不合理，但已经形成了体制化的要求。比如你做学术研究，不申请项目好像就不行，似乎申请到的经费越多越好，不看成果，只看项目和经费。又比如发表论文，对数量的要求重于对质量的要求，而质量不看文章，主要以发表的刊物等级来衡量。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但是不要有对立的情绪，就当作过海关，人人都要面对的，再说做了好的研究，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去申请项目，有经费的支持，也不是坏事。至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我们一方面把好质量关，同时勤奋一点，多思考多交流，有好文章就发表，也是多多益善。所以，我说的妥协，是一种心存学术理想与追求、对学术环境和管理体制的清醒性的“适应”。此外，人文学科的研究，往往是学者个人的兴趣所致，有不少学者的个人兴趣与基金项目申请和指南上的选题可能会产生冲突。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有所“妥协”，我觉得应该适当地将个人爱好与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我们翻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不少课题是可以考虑去做的。
此外，论文要想发表，要关注国内外相关、相近学科的刊物，有重点地阅读刊物中发表的重要文章，争取加入学术共同体，进行思想的交流与学术的交流。我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文章，是1989年，我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介绍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出版环境、翻译的困难以及学界反应等。当时身为军人，我冒着被处分的危险，通过钱林森老师向国外投稿。当时正值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国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我想一定要让法国文学界知道，在反精神污染的特殊的年代里，中国学界的思想是开放的，中国法语界是有见识有水平的，被法国人视为天书的《追忆似水年华》被译成汉语全文出版就是明证。1999年，翻译学界的一流刊物 META杂志出了一个专号，这个专号是我“异想天开”，去争取的，专号题为《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整整15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想到出这样的专号，是因为我认真阅读了这家刊物多年发表的论文，发现很少有涉及中国翻译研究现状的。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没有研究，要么就是无视中国。我写信给这家主编，如果不研究中国的翻译问题，不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就说明不算一个国际性的杂志；如果西方学者有语言的障碍，研究有困难，那么中国学者可以参与，可以集中中国翻译学界的力量，做一个专号。META不愧是国际性杂志，主编也很有胸怀，对我们的提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专号发表的15篇文章全部被A&HCI检索。
对学者而言，学术发表，就是一种学术交流。一个学者，要想有所创造，学术交流很重要。刚才谈到要关注期刊，关注学术发展动态，关注期刊中讨论的问题，这就要去读期刊中的文章。有些青年教师，说文章写好没有地方投，我问他了解多少学术期刊。我发现有的青年学者对所在学科的国内的与国际的学术期刊了解不多，阅读更少。做学问，我特别强调要去读文献，去读重要的论文。我们通过阅读，了解别人的想法，就会有“插话”、“说话”的欲望，有提出问题的欲望，甚至有纠正别人说法的欲望，尝试得多了就有可能慢慢成了主讲，成为主导者。所以一定要读同行的论文，还要找寻其中的“破绽”和问题，从插话、讲话、质疑，最后到主讲以致引导别人。对于相近学科的杂志也一定要时时关注，我也发现，外语学科不少学者往往眼睛里只有外语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方向那几家刊物，实际上我们外语学科的研究也可以为相近学科的发展做贡献。例如我所在的翻译与文学研究团队，不仅向《外国语》、《中国翻译》、《外国文学》投稿，还经常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刊物投稿，还可以向各类学报和综合性刊物投稿。国外的杂志也一样，我最近就给美国的一家刊物投稿，那家刊物叫《法兰西评论》，是美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办的，该刊学术视野很广，质量不错。除此之外，也要主动在学术共同体里，例如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向能够指引、引导你的成功学者寻求指导与帮助。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有义务、有责任引导年轻人的。只要有年轻学者带着文章来找我，就算是素不相识的，我也一定会提出意见。如果我觉得文章很好，我也会主动推荐。今年寒假，我很欣喜地看到了我们外院的青年教师发给我的一些文章，写得还是很有水平的。我很高兴，也很感激，你们的文章帮助我打开了思路。
学术投稿要争取“找对路”。交朋友要选好对象，谈恋爱也要找准人。发表学术文章是交流，当然不能没有目标地随意投稿。我认为，文章一开始写，应该就明确准备投给哪家刊物。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学术重点领域，有不同的学术风格，不同主编的风格和要求都会有很大差异，应尽早明确投稿的方向和需求，弄清自己文章的方向是否与之吻合。还要考虑到文献的引用等因素，我们除了重视对外文文献的引用，也要注重引用中文文献。投稿中文杂志就是与中文期刊的作者进行对话，就要知道本期刊以往的研究，并有所回应。引用投稿期刊以往的文献也是一种学术传承的体现。一般杂志最喜欢发表高产作者的文章，因为高产作者能够帮助增加期刊的引用量。其次，研究内容和投稿方向都应有持续性，一旦被引用，好的文章就有可能得到关注，会引起学术对话，而专栏也是一种持续性的学术对谈的园地，要特别关注专栏文章。我谈的这几点，看上去好像有功利之嫌。实际上，学术发表，就是学术交流，是学术传承，而引用文献，就是一种对话的方式。
最后，我想对青年朋友说，选择了学术之路，就一定要坚持不懈。看准了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对其价值有了正确的判断，就要坚持下去，不要经常换题，不要投稿一失败就放弃。我们知道有些学者发表了很多文章，但也要知道他们可能也被拒稿了很多次。一直坚持，投稿如果被退，要去思考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问题，发现问题就有可能进步，坚持下去，不断探索，必然有一天能成功。学术要有追求，要有对话，要有交流，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希望有机会与青年朋友经常有交流，比如不同语种的青年学者带着各自写的论文来，我们一起讨论，在题目的选择、写作的结构，观点的提出与论证，文献的引用等方面展开讨论，互相启发，共同提高。我也一定会给大家谈我的看法，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总之，我希望青年学者要心存理想，有求真的精神、人文的情怀、探索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
*本文系许钧教授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青年教师所作的报告，由吕倩兮整理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外国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邮箱：zdxujun@zju.edu.cn
整理者简介 吕倩兮，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原文参见《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