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我所理解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一部书的生命

 

各位朋友,下午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颗心来跟大家交流,这颗心当中有爱,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爱书的人一定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这颗心当中还有真。我愿意用一份真诚与大家交流。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与书打交道

 

      今年10月,我去了一次巴黎,去参加“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一个文学奖的评审与文学交流活动。这个奖叫 “五洲文学奖”。“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有56个成员国,28个观察员国,这个文学奖是他们设立的。此次去巴黎,我是应邀担任此次评奖委员会的委员。评奖委员会成员来自法国、加拿大、毛里求斯等国家,都是有名的作家和专家,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人文社科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等。而我是唯一一位来自非法语国家的委员。但此次获奖的作品《河的女儿》是我力荐的作品。评奖过程很激烈,共有5轮投票,第五轮2选1的时候,我以为我推荐的这本书不能入选了,但在最后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我要彻底改变我的意见,把这一票投给我的朋友许钧先生推荐的那本书,即《河的女儿》。” 最后6比5,《河的女儿》获奖,而前四轮勒克莱齐奥一直支持的《音乐之游戏》没有获奖。但最终,大家认为《音乐之游戏》也不错,给了它“特别奖”。问题是,勒克莱齐奥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他的选择?前四轮投票,他都坚持把票投给《音乐之游戏》,到第5轮他为什么要改投我所选择的那本书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投票前讲的那两段句话。第一段句话:“我认为一部书好与不好,要看它的生命是不是能持续很久。一部书的生命是靠阅读来成就的。这涉及到传播的地域,是只限于法语世界,还是说能够传播到法语世界之外的世界,比如英语世界、西班牙语世界、葡萄牙语世界,等等,尤其是,如果这部书能被汉语世界接受——要知道,讲汉语的人占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这部书就会有更强大的生命。”第二段句话:“读者如何阅读与接受一部书,不同国家的读者是不一样的。东方读者,比如我,带有东方思维、审美、期待,如果一部书能让东方读者接受并且喜欢,那么在这样一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处就能拓展出更广阔的生命空间。在这两个层面,我认为《河的女儿》这部书可能会拥有更强大、更深刻的生命力。”

 

      前几天,我受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之邀,去武汉参加一次文学交流活动。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奖,即“龚古尔文学奖”。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个文学奖,那我想你们一定了解法国作家杜拉斯写的一本书——《情人》,这本书就曾获过这个奖。今年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结果于11月7日公布, 4部小说候选,最终有一1部书获奖。但今年,“龚古尔文学奖”同时在中国设立了一个由中国高校研究法国文学的教授、学者组成的评奖委员会,评选中国版的“龚古尔文学奖”。我对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贵文华先生说:“由‘龚古尔奖’中国评选委员会的12位中国评审委员,评选出中国版的‘龚古尔奖’,很有意义。”“龚古尔文学奖”可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之外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和“普利策奖”、“布克奖”并驾齐驱,甚至更有影响力,这次竟然让中国人来评选选择。无论哪种文学,要有强盛的生命,一定要敞开自己。就像罗兰·巴特所说:“一部书完成了,作者死了。”谁赋予书生命呢?就是在座的各位,是我们读者赋予它生命。此次的“五洲文学奖”与“龚古尔文学奖”评选,我们中国人都参与了,这就拓展了一种新的空间,赋予作品一种新的内涵。就像法国著名的文论家布朗肖所言:“一部书只有在阅读与阐释中才能不断生成它的生命。”

 

书名换与不换的问题

 

作为浙大人很幸福,在冬日的下午,阳光和煦,我们在“建工之家”,手捧一杯清茶,一起进入喜爱的文学世界。

 

      今天主要是与大家分享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看到今天好多人都把这本书带过来了。吴雅兰老师之前和我联系,问我能不能与大家做一次读书分享。也许,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在与他人、与社会的接触中,很多人都遇到了一些沉重的问题。即使如此,大家心中还保留着各自的理想、各自的天地,在阅读中保持对新知的渴望、寻找人生的智慧,这尤其可贵。所以我就过来了。

 

关于这部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有一个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韩少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这部书的英文版,他的姐姐韩钢懂英文,之后他们姐弟两人开始合作翻译这部书,并最终出版。所以是韩少功首先发现了这位作家、这部书,并进行了翻译。

 

      关于这部书的中文题目,如果你们上网查,会发现有两个:韩少功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我译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什么我要把题目都换掉呢?要知道,这种行为风险很大。因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书名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用词,许多文章或者作品的标题都会套用这个语句,比如“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等等。

 

      2003年换了书名出版后,有网友留言说,就凭许钧换了书名,我就不买他的书。后来在某个场合我说过为什么我要换这个书名。书名换与不换,这是原则问题。我举了个例子,“校园中的美”与“校园之美”,一个指校园中各种事物的美,一个是指校园本身的美。同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可能指向生命中的很多东西,比如爱情、家庭等等。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指的就是两个字——生命。这样,大家就知道,这部书探讨的主题非常明确,不是生命中各种具体的事,而是生命本身。对于这部书,我们要看到,它所要探讨的就是生命问题。

 

 

行走在两极之间

 

韩少功的译作出版于1987年,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特别大的反响。直到1989年后,这部书一下子火了,但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在中国台湾。因为这部书里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具有某种相似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部书里写到了很多关于性的问题,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性爱”。实际上,不同地域的不同读者对这部书的接受角度是不同的,有政治的、人性的、哲学的,等等。比如法国、加拿大的很多学者就从这部书中看到了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中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说,这部书里最重要的东西不在于政治,不在于性,而在于它的叙事方式,在于它的叙事结构。懂音乐的人觉得这部书具有一种音乐性,它用了音乐结构,比如交响乐的结构。

 

      我还遇到过一个孩子,我记得很清楚,这部书出版大概不到一年,我应邀到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家做客,他的小外甥女还在读初一。我们谈话时,她进来了。“许伯伯帮我签个名吧。”,她说。我还没签完,她说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本书怎么写了这么多爱的故事?第二个问题:这个爱的问题怎么这么复杂?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你们看,一个初一的孩子,她所关注的是这些。她能看到这部书讲的是爱的故事,但是这些爱又特别复杂。唉呀,真的了不起。我当时跟她说:“你先暂时把这两个问题留着,十年以后我们两人再来探讨。”这个孩子还真争气,十年以后,她考上了南大。我们后来又见面。我开玩笑说:“你还记得十年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吗?”“啊,是那个什么爱情复杂的问题吗?”“现在你觉得爱情复杂吗?如果带着自己对爱的体验去阅读,你会发现自己有不同的立场,你可能会偏爱某一个女主人公,会偏向某一种爱情观。”

 

      所以,一部好书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让别人对这部书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就好像书里有很多的矿,需要不断地挖掘。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阅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矿

 

      另外两个人对这部书的评价我也一直记得。一个是中国作家王安忆,她的《长恨歌》我相信大家都读过。我的译本出来以后,她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十几年前我读《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当时读出了两个词:‘政治’与‘性’。现在又过去了十几年,我读来读去还是这两个词:‘政治’与‘性’。”。王安忆坚持认为在这部书中,作者就写了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跟生命有什么关系吗?你们可以去读一读她写的这篇文章,你们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另一个人是一个中学生,她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她小学毕业不久就读了这部书。那个小孩真的是了不起,她是怎么写的呢?在她的生命当中,她觉得特别不幸。因为父亲下岗了,妈妈单位效益特别不好,他们两人经常争吵,后来父母离婚,生活非常困苦,妈妈还逼她弹钢琴,就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希望她能够对艺术有所了解。她觉得生命特别沉重,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与向往。但是,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她明白了轻与重的道理。她觉得生命当中固然有种种沉重,比如家庭不和、父母离异、生活贫苦等等,但是这些沉重也属于生命的一部分,人生就是这样,有轻有重,她觉得自己要勇敢地扛起生命的重,去追求生命的轻。

 

      我们发现几个词在刚才的讲述中反复出现:政治,性,轻,重。我们可以想一想,政治是什么?性是什么?“生活”与“生命”是不同的两个词,中文中的区分很明确。但是英文、法文中这两个意思是由同一个词表达的,英文是life,法文是vie。我们都活着,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尽相同。生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但一讲到生活,就是很具体的。同样,“存在”和“生存”这两个词意义也不一样。有一种“存在感”,是指有一种意义、价值,而“生存”往往给人一种很艰难的感觉,对吧?

 

      人的一生实际上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公共生活,一个是私人生活。政治是公共生活的典型,政治是无所不在的。而私人生活往往涉及到“隐私”,这就跟人的身体相关。所以这两个词,一个“政治”,一个“性”,把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提取出来。有趣的是,在一般的理解中,政治都是公开的、高尚的,但是,一说到“性”,你们会发现,它往往是引向内部的、难以启齿的。与高尚相对,“性”一般都被认为是低下的。我们不禁要问:政治与性就一定冲突吗?人难道一定要生活在这种对立中吗?所以,昆德拉这本书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这两个对立的问题直接放到我们面前,而这恰恰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人生,这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书如果要删改,那删改的都是哪些部分?比如《金瓶梅》,大家看过吧?没看过?那《废都》呢?此处删节多少字,删掉的是什么?全是跟性有关的东西。翻译的时候,我有一个自我删改的过程,我知道这个不符合现在的审美,超出了目前大家所接受的范围。在翻译的过程中,该怎样处理这些段落?我的译本和韩少功的译本是不一样的。书中有一章篇幅不长,韩少功的译本直接将它删除了,我虽然没有删除,但也改掉了一些词。为什么?因为有的政治字眼容易被人误解。比如说历史上有些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翻译的时候无法按照原文搬移过来,我做了一些处理。 

 

      公开与隐秘,高尚与低下,它们分别形成一种对立。而这种对立结构贯穿了昆德拉的这部书,轻与重,灵与肉……轻是什么?重是什么?灵是什么?肉是什么?还有所谓的“不解之词”。什么是“不解之词”?是指一个词的逻辑意义跟它的隐含意义不一致,外延和内涵之间有矛盾。同一个词,它的隐含意义也许会走向它逻辑意义的反面。比如说“高尚”这个词,它可能会表示“低下”、“卑鄙”。所以,我们理解这部书,就是要理解生命的两个看似对立的侧面,公共与隐秘,政治与性。昆德拉不是就政治谈政治,也不是就性谈性,每一个主题都会倒向它的对立面。

 

这部书里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尼采说的“永恒轮回”。顺着这句话再往下看,“把世界分为两极”。如果把昆德拉的这部书当作哲学去读,会是一种什么概念?如果把它与你自己的生存、你的公共生活、你的私人生活联系起来去读,又会产生怎样的一种意义?从政治和性这样的一种对立角度去阅读这部书,不失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昆德拉对于小说家的理解很有意思。一个小说家的任务是什么?读者读一本书会有很多联想和反思,他会把自己读到的东西与自己的生命相对照。所以昆德拉认为,一个小说家最根本的任务是拓展人存在的可能性。大家是否有共鸣呢?在这部书里他说得非常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草图。

 

赵本夫是个很有名的作家,《天下无贼》的原作就出自于他的手笔。听他说过他写作的动机,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当时在大队插队,有一个大队干部,特别可恨。他说真的想把他杀了,但是杀人不行,要偿命啊,怎么办?用写作把他杀了。又比如,王小波的写作和他对生命的理解有关。现在我们都在讲“人非人”,连基因编辑的孩子都出世了。王小波最初的书都在写人变成非人,就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样,人变成了别的动物。这些作品都是对于存在的思考,对于存在的拓展,或者对于命运的一种寄托。实际上文学可用一个词来概括。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昆德拉就是一个人学的作家。

 

如果说政治与性是对立的两极,那么所谓的灵与肉也处于相似的位置。灵是什么?精神、理想。肉是什么?就是现实的生活,沉重的生活,人的肉身。在小说的第二章,昆德拉就问,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重就是跟大地越来越近,是生活中的困难轻是什么?轻是远离大地,是理想。这两者是否都和生命相关?当然。一个有灵没有肉的生命,不可能是真正的生命,怎么可能有形而上,没有形而下呢。一个人只有重,就看不到希望。一个人只有轻,那就永远生活在虚幻中

 

问题在于,我们往往会把灵与肉、轻与重、高尚与低下等之间的对立极端化。而昆德拉的作品告诉我们,这些对立可以相互转化。女主人公特蕾莎的爱情观,她与医生托马斯之间的爱,从开始到结束,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变化?一开始,特蕾莎因为偶然爱上了托马斯,她是把爱看得很重的人,爱中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杂质。但是托马斯是非常轻浮的人,总是见异思迁。但是,最后,特蕾莎发生了变化,她再也不想坚守这份爱了,甚至差点上当跟秘密警察在一起。一开始,托马斯把爱与做爱看成两回事,他把爱与性区分得很清楚。最后的时候,他开始追求“爱”。因为这时,对他而言,爱成了一种对生命的理解,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我们为什么而生活?这个问题已经包含了形而上的东西。特蕾莎和托马斯,一个从爱走向了非爱,一个从非爱走向了爱,是同一个“背叛”的过程。我们再看看这部书里“伟大的进军”,到最后,这变成了一场玩笑。再看看小狗卡列宁的微笑,微笑赋予了它生命。于是,非常崇高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可笑的东西,而一种可怜的动物变成了一种可敬的存在。所有的东西在这部书中都在发生变化,简简单单,从一极到另一极。两极的对立变成了两极的转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是哪一极,如果你只是固守某一极,也就走向了极端,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昆德拉告诉我们,在生与死、轻与重的对立中,需要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点。如果我们带着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对爱情的感悟、对各种生命问题的思索去读这部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与意义。

 

翻译是一个不断理解的过程

 

      在此之前,我已经翻译过不少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等。我也主编过杜拉斯文集。读文学的人应该知道,当时有一个布老虎丛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杜拉斯的作品,是这家出版社打造的“外国文学布老虎丛书”的第一个作家的作品。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家出版社被查,其出版的作品一度不再在市场流通。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来找我,他们要重译昆德拉,希望我能重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是作家,我是翻译家。韩少功不懂法文,懂英文,我呢,懂法文。韩少功在自己的译本后记里说,他是翻译游击队,他希望有正规军来翻译。我当时没有答应来找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后来赵武平对我说,韩少功的译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现在要重新出版,必须从法语翻译过来。实际上,昆德拉的这部书原先也是从捷克文翻译成法语的,但是法译本是昆德拉本人亲自校订的,而且他坚持此次翻译只能用法译本。我觉得很有意思,把英译本找过来,同法文做了对照,发现的确很多地方有出入。而且,这部书的理解空间很大。最后我答应试一试,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和韩少功做一个对话,我想了解一下他对这部书的看法,了解他是怎么翻译的,交流一下我们各自对这部书的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对话呢?因为翻译的一个前提是理解,而理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说到底,对一部书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不管怎样,是韩少功首先把这部书翻译成了中文,这种开创性是不可超越的。

 

在我的译本还未出版之前,我和韩少功的对话就已经发表了。重译本一出版,的确很轰动,上百家媒体来找我,一定要我说我的译本和韩少功的译本哪一个更好。我都没有回答,最后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翻译是文化的积累》,发表在《文汇报》上。我谈到了韩少功的贡献,也谈到了我的译本和他的译本的不同之处。把我们的两个译本对照着读,你们会发现很有意思。

 

读一本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大家一定要记住,译者很重要。我说一件事。有一天,作家黄蓓佳对我说:“周国平说《小王子》特别好,我要看一看。”于是,我让一个学生去买这本书寄给她。不久之后,黄蓓佳给我打电话: “这本书一点都不好,连句子都不通。”哎哟,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原来学生是从路边的小书摊买的盗版书。后来,我让黄蓓佳去读周克希翻译的《小王子》。周克希是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我曾和他一起合作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最后,黄蓓佳告诉我,《小王子》的确是一部好书。由此可见,不同的译者可能会造就截然不同的译本,这对读者很重要。


 

三个不同之处

 

韩少功的译本和我的译本至少有三个不同之处

 

      第一个不同,他是从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的,而我是从法文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本里面本来就有不少错误,这就必然会影响到韩少功的翻译。

 

      第二个不同,翻译环境的不同。韩少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了这部书,而我是在新世纪初翻译了这部书,社会环境宽松了很多,我基本没有多少删减,只是个别地方的表达有些改变。由此可以看出,一部书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也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第三个不同,非常非常关键,韩少功和我对这部书的理解,包括语言与意义,是不同的。我觉得,昆德拉的这部书有时用诗性的语言谈哲理的东西,有时用哲理的语言谈诗意的东西。哲理与诗性,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交替存在,有时又相互结合,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区分性的语言风格。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特蕾莎与托马斯相识的过程,“偶然”这个词昆德拉重复了六次。特蕾莎偶然怎样,托马斯偶然怎样,最后,这些偶然变成了必然。偶然与必然,这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但是,韩少功的译本中,这同一个词被他翻译成 “碰巧”、“恰巧”、“机缘”等等,而原文其实是同一个词: “偶然”。既然昆德拉始终都用一个词,必然有他的追求,而且,我认为“偶然”比其它几个词更能表现昆德拉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一部有哲学意味的文学作品,涉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又比如“轻”这个词。哲理的词有时像物理的词,轻就是轻,重就是重。而文学性的、诗性的表达,“轻”可以是“轻松”、“轻浮”等等。中国有一句古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里的“轻”肯定不能用“轻浮”或者其它相似的词替代。“轻”这一个字不仅仅是物理属性,也是哲学属性。翻译的时候,词的选择会影响整个文本的风格甚至意义。我再举一个例子,这部书里有一句话:“朋友问他有过多少女人”。韩少功的译文是,“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这两个动词意义完全不一样。“有”这个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以是崇高的,是对生命的叙述。但“搞”这个词就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是形而下的,而且这个词决定了这句话前后左右甚至整个文本的一种形而下的基调。就像音乐,翻译时某些词的选择就像是给译文定音,如果音定错了,就会导致一系列其它的问题。

 

      翻译一部书,是一种相遇,是去理解原文、理解作者。阅读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果能注意作家设立的对立的结构与主题以及对立的转化,同时如果能在这些对立中寻找一份属于我们自己对新的生命的理解,我觉得大家会对这部书有更丰富的理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整理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

转自Culture无界公众号